5月4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本届日本政府执政以来，其核野心迅速暴露。部分政客与右翼势力加速掏空“无核三原则”，推动强化“延伸威慑”，鼓吹实现“核共享”，甚至公然宣称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一系列消极动向，已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底线，各国应高度警惕其成势为患，危害地区和平。
意在摆脱战后体制束缚
历史上，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给亚太地区人民带来浩劫。二战结束后，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要求日本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也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限制。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该原则于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日本“国策”。此后，日本又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确立了无核、限核的官方立场。
然而，建立在美国核保护伞基础上的“无核三原则”在实际执行时打了折扣，日美“核密约”也对“不运进”原则造成实质性冲击。后冷战时期，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摆脱战败”为总目标的“安倍路线”，日本核政策也面临质变。高市早苗任首相以来，日本拥核问题进一步成为现实威胁，不能不令人警惕。高市政府欲修订“安保三文件”，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替换为“不被打击”。“无核三原则”作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诺，如今已被系统性肢解。从“核共享论”到“拥核论”频繁冒头，折射出日本国内核政策正急剧裂变。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日本甚嚣尘上的“拥核”言论，从内部对核不扩散机制造成冲击。条约第一条、第二条分别对有核缔约国及无核缔约国的义务进行明确界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无核缔约国“不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的转让；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任何协助”。因此，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必须履行的义务。日本以“核共享”之名，推动盟国将核武部署至日本，实质上是对该条约核心条款的挑衅。
日本核政策转向，正值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关键期。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推进防卫预算扩增、发展“反击能力”、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如今又将触角延伸至核领域。这一系列动作内在逻辑高度统一，是以安倍晋三、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再以既成事实倒逼国际社会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轰炸的国家，这段经历本应成为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日本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暴露了日本核政策制定者的冷漠。“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曾向政府大声疾呼：“若将核武器引入日本，日本要么成为核战争的前沿基地，要么沦为核打击目标。”但这些反核主张却被右翼势力贴上“不切实际”“空想”等标签，最终导致反核倡议难以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
将亚太拖入核对抗风险之中
日本的核政策转向，在实施策略上呈现出“先易后难”“渐进蚕食”等手法，意在消解国内外对其拥核的阻力。从安倍将“核共享”引入公开讨论，到高市将修改“不运进”原则列入政策议程；从自卫队退役将领的非正式试探，到首相官邸高官的公开表态；从选举期间的舆论预热，到执政后以修订“安保三文件”为制度性载体，每一步都在试探国际社会的底线，为自身后续操作拓展空间。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挑战国际秩序的野心。
较“核共享论”更甚的主张，是日本的自主“拥核论”，持此立场者将核武器定性为“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的象征”，这股思潮正从舆论试探加速向政策议程推进。日本有在短期内自主拥核的能力，作为“核门槛”国家，日本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钚且拥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在日本战略界看来，尽管短中期自主拥核弊大于利，不如借助美国核力量的“延伸威慑”“核共享”来得实在，但长期看美国核威慑动摇之日即日本着手独立拥核之时。部分日本右翼人士甚至声称“没有独立核武器就没有自主防卫”。
日本的核政策带有鲜明的“以邻为壑”零和博弈色彩，就是将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日本一方面极力阻挠美国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执意提升核武在集体安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唯一核爆受害国”的身份大谈“无核世界”。表里不一的背后，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日本要求别国遵守核不扩散规范，借国际核规范约束他者，却用核威慑特权保护自身。更危险的是，日本积极推动美国核武器“落户”本土、谋求“核共享”安排，将核战争的导火索引向地区。这种追求“绝对安全”的代价，将由亚洲邻国乃至国际社会共担。
日本核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是在军事领域催生了极难管控的战略模糊状态，大幅推高了出现核冲突的风险。倘若日本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为搭载核武器的美国舰艇进入日本港口大开方便之门，就将为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部署到日本周边海域创造前提条件。此外，日美持续研发和部署具备载核潜力的武器系统，加快发展导弹防御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极有可能引发各方误判。这种依托战略模糊强化威慑能力的做法，实质上是一场拿整个地区民众的安全作筹码的高风险博弈。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核政策转向与错误的涉台言行高度协同，构成了极具危险性的战略组合。高市妄言“台湾有事”或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其涉台言论干涉中国内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在日本自卫队高官起草的政策建议书中，更是明确设想了“台湾有事”时局势升级至动用核武器的场景，并建议日美共同制定应对作战方案。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关乎中国核心利益。日本将“台湾有事”预设为核升级场景并提前规划，不仅加剧台海紧张局势，更将整个东亚拖入核对抗的风险之中。
不久前，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中方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系统阐述了中方对日本核政策危险动向的严正立场。面对日本核政策转向给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带来的挑战，中国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此历史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共同敦促日本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履行核不扩散义务，巩固核不扩散体系并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停止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日本政府也有义务予以正式回应。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9日08版）
七星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
